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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医学发展恰逢其时


发布时间:2011-12-06 08:04

    我国是一个多灾难国家,殷切地希望院士们重视和关心我国的灾难救助问题,为我国的灾难急救援助出谋划策,建言献策。


----胡锦涛在两院院士会议上的讲话

 


    这场灾害确实太大,地震可以移动山,可以堵塞河流,但是动摇不了我们人民的意志。只要我们大家在灾难面前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共同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灾害。


----温家宝


    今后20年全球灾难将成为人类和平、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威胁。


----美国五角大楼情报部门向布什总统的汇报


    我国是灾害多发国家,特别是近年的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安定,造成重大影响。而卫生部门是灾难防治救援的主力军。我国目前的灾难救援水平还不是十分高,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距离,急需研究和发展,以适应社会进步、改革开放的需要。


-----卫生部部长陈竺

灾难医学发展恰逢其时


    经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三届常务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科协批准和国家民政部登记备案,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于2011年12月月7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灾难伴随人类历史,是人类社会基本元素。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灾难频发,发展中国家灾难损失尤为惨重。资料表明,1900--2011年,中国是世界上发生地震最多的国家。5·12汶川地震引发政府和民众深刻反思:灾难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通过高效的灾后救援行为,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救灾能力反映政府国际形象,灾难医学发展程度折射出医疗卫生部门主动面对灾难的意识。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的成立,标志着灾难医学学科的建立与灾难医学事业的起步,丰富了中国灾难医学发展的内涵和队伍。
灾难医学及其特点
    灾难具有突发性、群体性、破坏性、复杂性等特点,但是给灾难下一个精确定义却十分困难。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任何引起设施破坏、经济严重受损、人员伤亡、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条件恶化的事件,如其规模已超出事件发生社区的承受能力而不得不向社区外部寻求专门援助,就可称其为灾难。
可见,灾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定社区内,由不同的医疗资源、救援能力而带来承灾能力的差异。相同的破坏性事件对某些社区可以构成灾难,但对另外一些社区则不足以构成灾难,大灾并不一定带来大难。从一个侧面来讲,灾难与灾难医学之间呈现为你大我小、你强我弱的对立关系。
    灾难医学是研究在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所造成的灾害性损伤条件下实施紧急医学救治、疾病防治和卫生保障的科学。作为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灾难医学拓展了灾难现场紧急救援的范围,走向灾前、灾中、灾后长期的医学、社会、人文系统的防控与干预。相对于院内的临床诊治与急诊抢救,灾难医学始于灾前的公众防灾知识普及、专业救援队伍建设;重于灾中的现场救治、分级转运;延于灾后的防病防疫、心理疏导。
    不言而喻,灾难医学与急诊医学密切相关,涉及较大或重大灾难时,又与人道救援医学发生很大关联。国际医学界公认的观点是,急诊医学、灾难医学、人道救援医学在灾害的应对准备和救援工作等方面三位一体,各有侧重,相辅相成。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灾难医学有其自身独特性:
1、学科交叉性:
    无论是地震、火灾、洪水、海啸、台风、暴雪、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还是交通事故、生产事故、核辐射、恐怖袭击、战争、暴动等人为灾害都可以引发灾难,由原生灾难带来的次生灾难与衍生灾难更加令人防不胜防。与之相对应,灾难医学的发展需要与急诊医学、重症医学、创伤医学、公共卫生学、核医学、放射医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康复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医学等医学内部多学科、多专业的协作,以及灾难学、管理学、心理学、气象学、地质学、天文学、水文学、建筑等医学外部多学科、多专业的协作。
2、社会协作性:
    灾难救援实施过程几乎涉及到全社会的各个部门。本着“救人第一”的原则,灾难一旦发生,医学救援往往被置于最显著的位置。造成大批人员伤亡的灾害现场环境往往相当复杂,灾难同时破坏通讯、交通、水电、物资供应等,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制约医学救援的开展。灾难医学不仅面对单纯的医学技术与装备问题,甚至还要面对如何保存医务人员生命的问题。灾难医学救援有效与否,取决于灾难发生后政府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社会资源整合并发挥作用的程度,离不开强有力的科学组织指挥,与相关机构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灾难医学实施者不仅要听从政府调遣,更要立足专业特长,为政府抗灾救难提供最准确、全面的咨询和决策依据。因此,灾难医学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的投入和参与,必要时还应取得国际救援机构的支持与援助。
3、国际合作性:
    灾难医学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医学问题。“灾难医学”的概念最早提出于1955年,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逐渐形成一门专门研究和解决灾难中的医学技术实施及其管理等问题的学科。在此领域早已存在多个国际性医学学术组织,如世界灾难与急诊医学会、国际人道救援医学学会、国际急诊医学联合会、亚太灾难医学会等,这些组织在历次国际及区域灾难事件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灾难医学的发展。
    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成立时间虽晚,但中国学者在灾难医学领域中的国际交流却一直很活跃。早在2004年,第七届亚太灾难医学会议在上海举行,刘中民教授被推举为亚太灾难医学会副主席;2005年,南京医科大学教授王一镗被推举为国际人道与救援医学会理事;2009年,第十届世界急诊与灾难医学大会在温哥华举行,刘中民当选世界急诊与灾难医学会理事会理事……灾难救援无国界,多年来国际灾难医学界的交流合作,中国国际救援队参与多国、多次重大灾难救援,无凝加速了中国灾难医学事业的发展,展示了中国责任化大国的形象和实力。
 
中国灾难医学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灾难医学救援体系建立在国家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框架之下。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必要时,派出国务院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
    灾难医学救援涉及社会多个部门,沿用传统行政指导模式,一旦灾难发生,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最短时间调集各路医务人员赶赴灾区实施救援。但是速度不能替代效率,不计代价的救灾投入未必能换回民众的满意度。提高灾难救援效率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及完善的理论成果作支撑。
    解决问题须从正视问题开始。参加灾难救援的医务人员深刻感受到我们的救援体系还未完善,救援中还有许多不够科学的做法,急救的应对缺乏实战性……具体而言,我国灾难医学救援在灾情评估、指挥管理、现场救治、分级转运、民众自救等环节存在以下问题:
灾情评估:灾难医学救援基础的不足
    快速、准确的医疗卫生需求评估,为开展灾难现场医学救援提供决策依据。卫生灾情评估包括评估救援重点地区、地理环境、伤员人数及伤情、所需设备资源等。卫生灾情评估的不当,必然导致救援指挥系统无法统筹安排医疗救援力量,使应急预案的实施、救援力量的分配、药品器械的准备、转运工具的衔接等方面出现偏差。
    汶川地震中,灾情伤情评估的不到位,使一些医疗器材历尽艰辛带到灾区,却不能发挥作用;而由于搜救现场缺乏必要的急救设备和经验,费九牛二虎之力搜救出的伤员却在获救后短时间内死亡。
指挥管理:灾难医学救援的统筹不力
    目前,我国突发公卫事件的应急指挥体系和应急组织管理网络已初步形成,制定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制定的应急预案,管理体制、运行体制和有关法律制度。
    问题在于,应急预案大多建立在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设施完好的前提下,且往往只涉及一种灾害原因,对多灾原因和次生灾害考虑不周。灾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医疗队迅速奔赴灾区,不同部门、行政区域、上下级和友邻区域间的应急预案无法对接,大量临时性指挥机构各自为政,缺乏明确的统一组织管理体系,地方和军队的隶属关系不同,通信联络体系不完善,数据信息不统一,后勤保障体系不配套,造成灾难医学救援的效率大打折扣。
现场救治:灾难医学专业人员的短缺
    目前我国共有4类11支国家级卫生应急队伍,但专业灾难医学救援人员依旧严重短缺。大多数紧急赶赴灾难现场的医疗救护人员没有经过灾难医学的专业培训,不了解灾难医学救援的特点,缺乏灾难医学救援的特殊技能。
    时间就是生命。伤情的复杂性使灾难现场救治方式打破内、外、妇、儿的院内分科,全科和专科医疗救治工作须同时并举。而传统大医院专科医生习惯于护士分诊、病人排队医疗模式,加之囿于电力、检诊设备、治疗条件及恶劣生态环境的限制,即使是知名专家也很难在灾难现场开展专项救治,表现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些医疗队甚至无法自救,为灾区增加新的负担。此外,由于没有经过训练,一些医生没掌握基本的拣伤分类技术,往往是根据表象转运伤员,而真正的重伤员,却可能被留了下来。在创伤医生缺乏、卫生条件简陋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截肢、盲目穿刺、盲目插管等违反诊疗常规的现象时有发生,高致残率及高感染率为后期治疗带来了很大困难。
分级转运:凸显后方救治体系薄弱
    灾难现场伤员的转运在灾难医学体系中不容忽视。转运环节不顺畅导致转运滞后、二次损伤、途中死亡等现象时有发生。而缺乏伤情救治原始记录(如病历资料和影像资料等)的现场转运,又增加了后方医疗单位收治难度。
    伤员转运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向何处转运。在我国,除了少数大城市建有依托综合性医院的创伤急救中心,尚未见到独立的按照创伤分级救治伤员的专业创伤治疗中心,因此,对于创伤的评分系统难以统一,无法统计突发伤病人的严重程度与死亡、伤残的关系。同时,由于缺乏专业化创伤救治中心,病人往往在首诊医院里无法得到正确的评估和确切的治疗,部分伤员被转运到无救治条件的区、县医院而不得不再次转院,丧失了实施救治的时间窗。这一现象,在我国现阶段突发性群体交通事故伤员的转运中也普遍存在。
    据美国宾州创伤中心的数据分析,同样的创伤伤员转往不同级别的首诊医院,专业化的创伤中心由于人力、物力、经验的充足,比无经验医院的抢救成功率高60%。因此,美国将创伤中心分为初、中、高三级,并立法规定创伤评分超过一定数值必须向上一级中心转运,为创伤的分级治疗奠定了基础。
民众自救:灾难医学普及范围有限
    在我国,灾难以往多被归为社会救援的范畴,并未引起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灾害来了由政府出面,调集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应对困难,灾害过去了,人们对灾害的防范意识荡然无存,被动等侯下次灾害不期而至。实际上,灾害发生时,广大群众是第一目击者、受害者,也是应该成为最快施救(包括自救)的人员。目前国内公众的自救与互救意识还非常淡漠、社会广泛参与应对工作的机制还不够健全,这些因素都成为灾害转化为灾难的诱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资料表明,1923年关东地震后,80年余间日本发生过几十次7级以上地震,损失逐渐减少,与全民自救培训知识直接相关。作为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提倡“自救”、“共救”、“公救”的理念。灾害发生后,往往居民首先开始自救、然后是邻里社区共救、最后才轮到政府施行“公救”。虽然日本的经验未必能被简单借鉴,但在面对灾难之时,日本人表现出的对科学的严谨与对生命的尊重,却对我们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灾难医学体系
    国际灾难医学界通行的“PPRR”模式认为:根据不同类型的灾难作出反应,通常都包含以下四个阶段的工作:灾难前预防阶段、灾难前准备阶段、灾难爆发期应对和灾难结束期恢复,即所谓 prevention、preparation、response、recovery。这种灾难医疗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指导的意义,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突发事件的医学救援实践中。结合中国国情,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将制定切实可行的近、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三级灾难医学体系建设思路:
1、完善灾难医学救援预案:
    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制定应对极端情况灾难医学应急预案,统一和推广灾难医学救援的各种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性文件。
2、健全灾难医学救援体系:
    建设由现场救治力量、区域救治中心和后方救治机构组成的三级救治体系,在突发事件中统一指挥,缩短反应时间,提高现场救治和转运能力,可以考虑在特大灾害时启动军管或民转战的机制。
3、建立全国性伤员转运体系和机制:
    规范转运预案的启动、指挥程序,制定伤员跨省区转运的运输工具选择、物资装备和陪护人员标准等技术规范,制定全国统一的转运病历。
4、建立灾难医学救援人员培训、教育体系:
    培训和认证医务人员,提高医务人员防范和应对灾难,参与医学救援的能力。在医学院建立灾难医学专业学科,培养既懂灾难救援又懂灾难管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5、建立专业灾难医学救援队伍:
    制定专业灾难医学救援队伍标准及培训大纲,广泛开展包括专业业务、通讯、交通、野外生存、后勤保障等在内的综合性演练。
6、加强区域与国际间合作:
    开展国内外灾难医学领域的学术交流,推动灾难医学的研究,畅通灾难来临时国际合作的渠道。
7、普及灾难医学知识和技能,提高公众自救互助的意识和能力。开展全民防灾教育,定期组织应急疏散、防灾避险演练,普及地震、创伤防护、自救互救知识与技术。
    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刘中民介绍说,发展灾难医学事业需要庞大社会力量进行推动,《规划》贯穿于灾前、灾中、灾后整个过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是“了解的人越多,参与的人越多,推动的就越快,社会对灾难的准备越充分,对灾难救援的支持就越有效”。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刘中民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灾难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