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人贷公积金贷款条件:企业的本质是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四海新闻网 时间:2020/06/04 18:56:24
 企业的本质是什么?


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通过个人之间的共同协议而进行经济交易的协调问题。有关的合约被用来解释在一个预见不到的世界中个人之间合作的问题。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合约被不同的“治理结构”、“命令”、或“律法”所管理、组织或支配。市场或科层结构是其中的两个极端。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面临的一个经济问题是,如何在一些具体条件下,哪一种制度安排(治理结构、命令或律法)是合理的、或者在经济上是优越的。企业、市场和国家都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市场和国家的理论就是要说明,这些组织为什么会存在,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它们的作用是什么等等问题。
企业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科斯最早建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他认为,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则不同意科斯的看法,他们认为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沿着科斯的思路,张五常提出,企业是合约选择的一种形式;威廉姆逊则认为,企业是一种科层组织。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交易成本的具体因素,他们认为,企业是不完全合约的产物。这些研究使企业理论渐臻完善。这里将依次介绍这些理论。


  一、科斯: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1937年科斯在<<经济>>杂志上发表《企业的本质》一文,讨论了企业的存在,本质和边界。科斯当时所处的背景是新古典经济学流行的时候,当时凯恩斯的经济学尚未出笼,或者没有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处于这种环境的科斯,耳闻目睹的当然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正常的经济体系自行运作。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来说,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在这种体系下,所有的经济活动由价格机制协调,资源的流动方向直接取决于价格机制。这就是说,生产要素在不同用途中间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如果一种要素在A种用途的价格高于在B种用途的价格,该要素就会从A种用途自动地流向B用途,直到二者之间的价格差别消失为止。对此,科斯指出,既然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切协调工作都可以由价格机制来完成,那为什么还需要企业这种组织呢?因为很显然,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引导着资源配置,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而在企业内部,市场交易被取消,企业家代替了价格机制,企业家指导资源的流向和运用。这就是说,在企业内部,企业家的指导成为市场价格机制的代替物。这是一个谜,在相信价格机制是万能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围内,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科斯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那么,价格机制为什么被企业家所替代呢?这个问题也就是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呢?科斯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但都被他否定了。第一种解释是,一些人愿意在别人的指导下工作,这些人为了能在别人手下工作而愿意接受较低的报酬,如果是这样的话,企业就会出现。但科斯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是企业出现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人们往往更愿意"成为自己的主人",即人们不仅不愿意在别人的指挥下工作,而且往往更喜欢指挥别人。由此得到第二种解释:是否有一些人为了能够指挥别人而给别人多于价格机制下的报酬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企业也会产生。但这意味着这些人是为了能指挥别人而付钱,而不是以指挥别人而赚钱。科斯认为这种情况显然也是不真实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往往是以指挥别人而赚到更多的钱。第三种情况是,消费者可能更喜欢企业生产的产品。科斯认为,即使消费者有这种偏好,这种偏好的重要性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况且企业生产的产品与非企业生产的产品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消费者也没有理由偏爱企业生产的产品。因此,第三种解释也站不住脚。既然这些解释都不成立,那就只有从其他因素中寻找企业产生的原因了。
科斯认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看来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通过价格机制来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所谓的相对价格;其次,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也是需要成本的;再者,一些活动通过市场交易可能需要很多合约,每一个合约的签定都需要成本,但如果组织企业,这些成本都可以节省,或至少是大大减少,因为组织企业,可以用一个合约代替几个合约。所以,科斯说:"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家不得不在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这是鉴于如下的事实:他可以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通常也能够再回到公开市场。"这里,科斯实际上提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交易成本思想,并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当然,对于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20岁出头的科斯是语焉不详的。基于交易成本的思想,科斯驳斥了其他一些关于企业存在的论点,最后确认只有交易成本是唯一能够解释企业存在的因素。其他因素要么不能解释,要么只是使交易成本发生变化的力量。
在用交易成本解释了企业的存在以后,接下来,科斯进一步用交易成本来说明企业规模的决定。科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企业的存在消除了一定的成本,而且事实上也减少了生产成本,那么,市场交易为什么还存在呢?为什么所有的生产不由一个大企业去进行呢?科斯的答案是,首先,当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可能会上升,所以企业不能无限地扩大,"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样一点: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其次,当组织的交易增加时,或许企业家不能将生产要素用到价值最大的地方。也就 是说企业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资源的非有效使用。第三,一种生产要素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会上升,因为小企业的其他优势大于大企业。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企业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地扩大。企业的规模就是由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的。可以推论,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在下列情况下将趋于扩大:
a.组织成本愈少,随着被组织的交易增多,成本上升得愈慢;
b.企业家犯错误的可能性愈小,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多,失误增加得愈少。
c.企业规模愈大,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下降得愈大,(或上升得愈小)。
借助于交易成本的思想,科斯还讨论了企业的联合和一体化问题。在他看来,联合是指先前由两个或更多的企业组织的交易现在由一个企业家组织;一体化则是指先前由企业家之间在市场上完成的交易被组织起来。他认为企业可以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或同时以这两种方式扩张。
这样,科斯通过交易成本揭示了企业的本质,划定了企业和市场的边界,说明了企业的规模,从而奠定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但奇怪的是,科斯的<<企业的本质>>虽然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其问世以后却有如石沉大海,埋没达数十年。直到几乎半个世纪以后,经济研究的潮流转向关心制度问题,学者们才注意到科斯早年作出的贡献。此后,科斯的影响与日俱增,沿着他的思路,企业理论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象雨后春笋一样茁壮成长。


二、张五常:企业是合约选择的一种形式


1983年,为了恭贺科斯的荣退,张五常教授撰写了<<企业的合约本质>>一文,发表在<<法律和经济学>>杂志上。该文对科斯的<<企业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在肯定科斯的贡献的同时,提出了企业是一种合约的观点。 
张五常认为,在私有产权下,每种资源或投入(要素)的所有者有三种选择:一是自己生产和出售产品;二是把投入完全卖掉,直接获得一次性的收入;三是作出某种合约安排,把投入的使用权委托给代理人,换取一定的收入。当资源的所有者作出第三种选择时,就出现了所谓的企业。企业家或代理人根据合约获得一组生产要素的使用权,他指挥生产而不直接涉及每种活动的价格,并把生产出来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难题:如果不存在私有产权,因而不存在上述各种选择的话,资源的所有者受某只"有形之手"指挥而不受市场价格机制的指引还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存在私有产权,问题就来了,资源的所有者凭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听从"有形之手"的指挥呢?科斯的答案是,作出这种选择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根据科斯的看法,发现相关价格或使用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而建立企业就节省了这种代价。科斯提到两个方面的成本,实际上可以把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如果不存在企业,而是直接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的话,就需要更多得多的交易,由此也就需要决定更多得多的价格。由于任何一个产成品都包含了各种资源所有者的贡献,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消费者可以分别购买产品的各个部件,分别对每一种资源的贡献付酬。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这样做就可能使交易成本高不可攀。比如,假定一台电视机有200个零件,由五种资源协作生产出来。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消费者可以分别购买这200个零件,分别向五种资源支付报酬,这时就要200个合约完成整个交易。但在交易成本为正数的情况下,消费者进行200次交易,签定200次合约,其成本就非常之高了。但如果这两五种资源相互签约(共9个合约),然后协作生产,将产成品卖给消费者,完成同样的交易就只需要10个合约。进一步说,如果有一个企业家分别与五种资源签约,组织这五种资源生产电视机,就只要6个合约就可以完成上述交易。可见,企业的存在使合约的数量从200个减少到6个,相应地,交易成本大大下降。
第二个方面是了解一种产品的信息成本。这个方面显然是科斯没有考虑到的。购买电视机的消费者,虽然知道电视机的用途,但或许并不知道其中每个零件的用途。要消费者就他们并不知道用途的零部件与生产者达成价格协议非常困难,换言之,协商价格的成本比消费者知道其用途时更高。由于除了专业人员以外,消费者往往对许多产品的零部件并不清楚,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故直接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来指导生产,肯定成本更高。
第三个方面是度量成本。在每一次交易中,都必须对交易的对象(商品或服务)的特征或性质进行度量,以确定交易的价格。但如果资源的所有者进行的活动经常变化,或者交易之前并不能清楚地规定要进行什么活动,那么直接进行度量成本就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直接度量,而代之以间接度量可能更经济。企业的存在正是间接度量资源(或要素)所有者贡献的经济组织。
第四个方面是把各种贡献区分开来的成本。当要素的所有者一起工作时,每个人的贡献有时并不能界定得很清楚,每个人都可能要求多于自己贡献的报酬。代理人通过合约,得到了类似于征用权一样的权利,通过度量一个代表(如工作的小时数等)来界定要素所有者的贡献。当然这种界定有些武断,但却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办法。比如,过去中国内河的纤夫拉纤,一批人沿着河岸拉一只木船,纤夫之间的劳动是一种协作劳动,每个人都对船只的移动作出了贡献,但要准确地度量每个人的贡献到底是多少非常困难。这表明,发现每个投入所有者相对贡献的价格是要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由代理人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决定。
概括起来说,由于以上四种成本的作用,使得人们运用价格机制来组织经济活动需要很高的代价。降低这种代价的一个办法是使用某种替代办法,这种替代办法不是直接和分别为每种活动定价,而是通过间接度量代表物来对每种要素的贡献定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企业和企业家也就产生了。所以,通过市场来组织经济活动是合约的一种形式,而通过企业来组织经济活动是合约的另一种形式。市场这种合约形式的特点是对交易对象直接度量和定价,而企业这种合约形式的特点是对交易对象间接度量和定价。随着交易对象的不同,直接度量的成本也就不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人们也就选择不同的度量方法,由此合约的形式也就跟着不同。故"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不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1 这就是张五常研究企业后得出来的结论。
   接下来,张五常以香港为例,说明了市场交易经由计件工资到企业交易的转变过程。
先看香港的中间商人例子。中间商人从制造商那里购买衬衫,然后把衬衫卖给美国的进口商。中间商人收集样品、寻找买主、报价。他很少告诉制造商生产什么,也不指导工人如何生产。他所做的只是传递价格信号,而不指导资源的使用。他从制造商那里购买衬衫,按件计价,实际上是对制造商实行计件工资。但人们一般并不认为中间商人在实行计件工资,而只认为他进行的是一种标准的市场交换。
5再看香港铺设硬木地板的例子。想铺地板的房主找到建筑商,按商定的每 平方英尺的价格签定承包合约;此后,建筑商再按照商定的价格转包给一个二级承包商;这个二级承包商进口木材和加工木材,并寻找三级承包商,把加工好的木材提供给三级承包商;三级承包商再雇佣工人,按工人铺设的每平方英尺向工人支付工资。这里每签定一个合约,都是传递了一次价格信号。每一个合约既是进行了一次市场交易,也是在按计件工资付酬。除了经过的步骤较多以外,这个例子和上述中间商人的例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这里,房主也可以直接找工人铺设硬木地板,按铺设的每平方米向工人支付计件工资。有些可能是这样做的,但大多数人可能会找承包商做,因为找承包商做成本或许更低。
张五常认为,铺设地板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计件工资的优点。按铺设的平方英尺付酬度量标准简单明了,不会引起争议;铺设的地板质量很容易检验,专业的承包商往往只看一眼就知道其质量好坏;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在香港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承包商和工人都知道自己的选择,因而很容易商定价格。在这种计件合约下,工人除了在时间和地点由承包商规定外,不用让出自己的劳动使用权。反过来,这种工作如果实行计时工资,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其交易成本就可能高不可攀。首先,不同的工人工作效率不一样,实行统一工资肯定会引起争议;其次,如果对不同的工人实行差别工资,则必须估计每个工人的工作能力,这就需要大量的有关背景材料,同时这种估计必然是有些主观的和有成本的;第三,由于计时工资度量的是工人的工作时间,在这种工资合约下,工人可能"偷懒",由此需要对工人进行监督,而这种监督也是有成本的。这些方面说明,计时工资对这个行业来说是行不能的,或至少是高成本的,故计件工资才是较好的选择。
第三个例子是为绶带和头束穿珠子。这种工作不需要什么设备,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每一件产品一般都是一个完整的产品。这种工作一般也是按件数和质量付酬。市场上的消费者给予工人的信息只是珠子的式样和颜色。当有中间人收购时,中间人也只是传递消费者关于式样和颜色的偏好,其余的一概不管。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没有让出他的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在服装、玩具、金属灯具和塑料等行业,生产一般需要比较复杂或大型的设备,故工作一般只能在工厂里面进行。这些工作虽然也是实行计件工资,其产品却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而只是完整产品的一个部件。由于这种部件一般没有市场价格作为参考,故制定每一件的报酬时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好在这些行业一般都有标准的计件工资可作参考,这种标准的计件工资一般是这些行业长期使用的。问题是,如果生产的产品发生变化,管理部门必须考虑,是否有足够的定货量,值得花费成本来制定新的计件工资。新的计件工资标准不能用开始时测试的产量来决定,因为开始时工人工作并不熟练,而且工人也往往夸大生产新部件的难度。新的计件工资必须聘请动作专家,根据生产新部件所需要的动作强度和难度,确定一般工人每天可以生产的产量,然后再与工人代表谈判新的计件工资。这一谈判过程可能比较麻烦。因此,当零部件经常变化,每一种零件的产量较少时,就不太适合于使用计件工资。推而广之,当工人从事的活动经常变化,其工作的质量和数量不易确定时,就不能采用计件工资,诸如修理员、办公室职员、模具设计员等等,都只能拿计时工资。此外,如果工人进行的是协作劳动,虽然这种劳动并非经常变化,但由于很难将每个工人的贡献区分开来,也不宜采用计件工资。例如,开发一种新产品时,需要各种人员的合作:一些人调查产品的销路,委员会评估各种生产方案,营销经理收集潜在顾客的反馈信息。由于很难分清每个人的贡献,而每个人都声称自己贡献很多,这时在一个代理人的裁决下,通过度量某种代表物来定价,确定每个人的工资,成本就较低。度量小时或天数这样的代表物很容易,它不象部件或员工的贡献那样经常变化,可以对每个员工分别度量,而且可以包括每个员工从事的各种活动。这些优点使计时工资的决定成本较低。但是,时间本身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它只表示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从事一些活动。至于工人是否真的努力工作,则另当别论。因此,在计时工资下,由于工人从事的活动没有直接定价,工人有偷懒的动机,由此,需要对工人进行监督和指导。这种监督和指导有时成本很高,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决定计件工资的成本高于计时工资,也会采用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合约传递了价格信号。工人需要知道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以及每一件产品的价格,至于如何生产,一般不需要监督和指导,故监督成本肯定低于计时工资下的监督成本。但在计件工资合约下,工人有赶速度的动机,由此必须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检查。相比之下,计时工资合约下,工人有强烈的偷懒动机,必须对工人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和指导。同时,计时工资意味着劳动者放弃自己的劳动使用权,在合约界定的一系列权利范围内,代理人决定劳动的使用。当代理人来决定劳动的使用时,管理成本和决策失误的成本也就产生了。因此,计时工资的好处是降低了决定工资(即发现价格)的成本,代价是相应地增加了监督和管理成本。
概言之,从中间商人经由计件工资到计时工资的转变,也就是交易时度量的对象从整个产品到部件,再到代表物的转变;传递的价格信号也从全面地估价贡献到根本没有直接的信号;代理人的指挥和监督也从没有直接的指挥和监督到全面的指挥和监督;随着这一过程的延伸,使用投入要素的权利也越来越多地被转让,直至根据合约的限制而由代理人完全控制投入的使用。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市场交易向企业交易转变的过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市场交易逐渐被企业内的交易所替代,最后,要素市场出现,完全取代产品市场。所以计件工资恰好处在市场和企业之间,它兼具市场交易和企业交易的特征,为我们理解企业的产生,特别是在不同的交易成本下选择不同的合约形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途径。
   最后,张五常分析了企业的规模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是不能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张五常曾向科斯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苹果种植园主和养蜂人签定合约,让蜜蜂为苹果树授粉(这种情况就是他在华盛顿州苹果种植区实际看到的情况),那么是一个企业还是两个企业?科斯答不出来。张五常认为,苹果种植园主和养蜜人签定的可能是一份蜂箱租赁合约、工资合约、苹果收成的分享合约,或这些合约的某种组合以及其他一些安排。在每一种情况下,养蜂人都得到他的劳务报酬,他从苹果种植园主得到的指令随着合约形式的变化而变化。那么,这里到底是一个企业还是两个企业?各地的税法不同,工商业登记制度不同,答案也就不同。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如果养蜂人按工资合约受雇,则只有一个企业;如果养蜂人出租蜂箱,则有两个企业。问题是,如果从合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则企业是什么,企业有多少,以及企业有多大,就不清楚了。在前面铺地板的例子中,从建筑承包商到工人之间有三个层次的承包合约,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企业还是四个企业?根据香港法律,所有各方都要纳税,除了工人以外都要持有营业执照。但经济学家也可能认为由于他们是通过合约被纵向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在转移定价条件下,只存在一个企业。另一个例子是,一家大百货商店只有一个名称,而实际上由许多独立的经销商组成,他们每个人向一个中心管理者交纳租金,并按照统一规定的时间和商品种类经营,这里似乎是一个企业。但在许多购物中心采取的也是这种安排,所不同的只是每家商店有自己的名称。同时一些大公司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名称。在这些例子中,究竟有几个企业又不清楚了。实际上,企业可以小到只有两个投入所有者之间的合约关系,如果允许合约的链条延长的话,企业也可以大到包括整个经济。因此,张五常认为,硬要问企业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毫无益处。如果每个人都是投入要素的所有者,那么,社会中的每个人在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时,几乎都要受到合约的约束。因此,对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合约为什么采取了我们观察到的那些形式,不同的合约安排和定价安排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含义。这些问题才是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张五常对企业规模的分析与科斯的不同之处。科斯认为,企业不断扩张,直到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通过交易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时为止。这就是说,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就在这两种交易成本相等之处,只有这两种成本相等,企业和市场的替代才会停止。张五常认为,这个条件并不能决定企业的规模,确切地说,这只决定了合约替代的程度。说企业替代了市场,等于说是一个合约代替了另一个合约,一旦合约的替代确定了,企业的规模也就确定了。由于合约的替代是无法确定的,故企业的规模也不能确定。
 由此可见,张五常实际上是立足于合约的成本来讨论企业的存在,他把企业理解成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选择的一种合约形式,这就在科斯的基础上将企业理论往前推进了一步。


三、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


1972年,当代产权理论的两位代表人物A。阿尔奇安和H。德姆塞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企业的存在问题。这篇文章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为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他们认为,企业是一种通过内部合作进行生产的经济组织,这种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通过内部组织形成的集体生产(又称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比通过市场进行合作生产具有更高的效率,但由此也产生了度量每个劳动者工作贡献的困难。由于不能准确地度量每个成员的工作努力,故团队生产的成员有了偷懒的动机,于是,在团队生产的情况下,监督成为必要。由谁来监督呢?只有经理具有剩余索取权,经理才能充当监督人,故产权的归属十分重要。
     团队生产为什么会产生度量问题呢?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当两个人联合将一重物运上卡车时,我们只能看到每天装载的总重量,却无法决定每个人的生产率,关键在于这两个人进行的是合作生产。在团队生产的条件下,总产出属于团队,人们只能观察到总产出,而很难确定每个成员对总产出所作的贡献。所以,准确地说,团队生产就是一种合作生产,这种生产的总产出大于每个成员单独生产时分产出之和。举一例子,如果一个人只能把100斤重的货物搬上车,则两个这样的人合作就可以把250斤或300斤重的货物搬上车。这个例子说明,通过各个成员的合作生产,收益可以增加。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团队如何向其成员支付报酬,才能诱使他们有效地工作呢?在团队生产的条件下,我们只能观察到总产出,而不能观察到每个成员的产出。如果团队成员的所得与其报酬不成比例,则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团队生产的效率也不能发挥。那么,怎样才能准确地度量每个成员的贡献呢?这就是所谓的计量问题。这种计量问题的存在意味着团队成员的行为不能被完全监察到,或者监察需要很高的成本,这就使团队成员具有了偷懒的激励。因此,团队生产一方面具有增加收益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监督成员努力工作的成本。只有增加的收益大于由此产生的监督成本时,团队生产才是有效率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减少监督成本呢?从原则上讲,市场竞争可以起一些监督作用,因为那些不是团队成员的投入所有者由于得到的报酬较低,他们具有进入团队、替代那些偷懒成员的激励。同时,已在团队的成员由于害怕被替代,其行为将会受到约束,或至少会更秘密地偷懒。因此,潜在加入者的竞争决定了团员成员的构成及每个成员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性投入的团队正如商业团体一样,将演化成明显的自发的市场----它没有任何集中的、有组织的代理人、团队的管理者或老板。"1不过,市场竞争并不能完全实行有效的监督,原因有两点:第一,潜在进入者必须了解原有的团队成员偷懒的程度和方式,以确定他们替代原有的成员之后是否能够增加产出,但这样做是有成本的;第二,假定存在监督成本,新进入者为了保住在团队中的位置,必须接受一个较低的报酬,那么,他偷懒的激励至少仍然和他替代的成员的偷懒的激励一样大,因为他所承担的费用仍然低于他应分摊的整个团队产出的降低。这就是说,他偷懒的成本仍然部分地由别人承担。
减少偷懒的一个办法是专门安排一个人来监督团队成员的工作情况。但由谁来监督呢?又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市场竞争可以对监督者起到部分的监督作用,但不完全有效。另一种办法是把团队生产的净收入及向其他成员付酬的权力授予他。如果团队成员同意监督者获得规定数额以上的剩余产品,监督者就得到了一种额外的激励:努力监督将使他的收入增加,这将使他的偷懒减少。
获得剩余产品的专家成为监督者,监督者通过监督成员的行为来获得剩余,而团队成员为了增加收益,也同意监督者的剩余索取权和其他权利。于是,监督者就有了一系列权利,包括:第一,享有剩余的权利;第二,观察成员行为的权利;第三,成为所有投入合约的中心方;第四,改变团队成员资格的权利(即有权决定解聘一个成员或雇佣一个成员);第五,出售上述这些权利的权利。这些权利结合起来,解决了团队生产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偷懒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成员与企业的所有者之间是一种简单的报酬合约,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买卖,雇员可以"命令"团队的所有者向他支付货币,雇主也可以指令队员执行某些行动。雇员和雇主都可以终止合约,"所以,长期合约不是企业的本质属性。'强制'、'独裁'、'命令'也是与企业的概念和它的效率不相干的一些属性。"
概括起来说,企业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通过团队式的合作生产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这种生产方法在直接度量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出时是有成本的,不过,如果通过成员之间的简单市场交换更难限制偷懒。二是通过观察或确定团队成员的行为来估计边际生产率是经济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就是在这两个条件下产生的,这种企业的特点是:(1)联合投入的生产;(2)包括几个投入的所有者;(3)一方是所有投入合约的中心人;(4)这个中心人有权与任何一个投入所有者重新谈判合约。(5)他具有剩余取权;(5)他有权出售上述一系列权利。
所以,当存在联合的团队生产时,企业就成了一种特殊的监察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减少监察成本,但如果由此引起了其他方面更高的监察成本,就会采用一些其他形式的合约安排;故对于每一种来源的信息成本,都可能有不同的监督形式和合约安排。推而广之,在通过市场监察有困难的时候,就会设计不同的合约安排形式。企业便是这样一种合约安排形式。
接下来,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考察了几种类型的企业。
第一种是利润分享企业。如果利润由所有的成员分享,则监督者就会偷懒,由此造成的损失可能大于因为所有成员分享利润这一激励带来的产出增加。如果企业只由两个成员构成,则利润和损失会在二者之间分摊,这时,每个人偷懒的激励小于企业规模更大时的激励。反之,当企业规模更大时,偷懒者所导致的损失只有一小部分由他自己承担,故有更强的偷懒动机。因此,在等额利润分享制下,偷懒的激励与企业的规模成正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润分享制只适合于较小规模的企业。较小规模的企业还具有一个优势,就是成员之间更容易相互监督。从实际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分享制似乎主要局限于合伙制。当企业雇佣一些专业人员或有特殊才能的人员的时候,可能也让这些人分享利润。
第二种是社会主义企业。这种企业如前南斯拉夫的企业,由雇员所有,雇员能分享所有的剩余。随着政治约束的终结,这些企业大多会只付工资,而不是分享剩余。这是因为如果都分享剩余的话,由于监督者偷懒增加而导致的损失就会超过雇员由于分享剩余而减少偷懒所增加的收益。正是由于有这种问题,故雇员分享制在西方世界并不盛行。雇员分享利润制如果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强制推行,那么,就会产生某种管理办法来减少中央监督者的偷懒。比如,在前南斯拉夫就存在大量的利润分享企业,在这种企业有雇员委员会,雇员委员会可以向国家建议终止经理的雇佣合约。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工人委员会有权建议终止经理的雇佣恰好是因为全盘的利润分享过分地增加了经理的偷懒激励。
第三种是公司。公司通过承诺给予一定的未来收益而从所有者那里获得金融资本。或者公司通过预售产品从消费者那里得到资本,还有,公司可以在付酬之前得到一些专业人员的服务。这使公司更廉价地得到各个来源的资本。但正是由于公司由众多的股东所有,股东分享利润,也就产生了在公司内如何减少偷懒的问题。一个解决办法是实行有限责任。如果每一个股东都参与公司的所有决策,则不仅会使成本增大,而且由于决策失误的损失由众多的股东分推,因而每个股东都不会尽心尽力地作好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较好的办法是将决策权转移给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与企业的其他投入所有者谈判、签约,并进行管理。而股东则享有权决定谁作管理人员、有权作出影响公司结构或公司解散的重大决策。结果,合伙关系发生变化,不用其他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卖出公司股份。股东们不是试图控制管理者的决策,而是在不如意时选择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对管理者偷懒的监督主要来自市场竞争:如果管理者过份偷懒,将有潜在的竞争者取而代之。此外,通过股票的收购也可以起到取代管理者和改变管理政策的作用。
第四种是共同所有的和非盈利的企业。如果股票能够买卖的话,新的管理者得到的利益会更大,因为这能使预期的改善资本化,并变成那些买进股票且通过改进管理而创造了更大资本的新的管理者的现在财富。但在非盈利组织,如大学、教堂、乡村俱乐部、共同储蓄银行、共同保险公司等,改进管理的预期收益并没有资本化而变成股东的现在财富。同时,在这些企业里,一个人也不可能通过购买更多的股票而控制企业,因此,原有的管理者受到的竞争有限。故在非盈利的和共同所有的企业里,可以看到经理有更大的偷懒行为。
第五种是合伙制企业。艺术或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的团队生产更可能采取合伙制。这等于是一种市场组织的团队活动,也等于是一种非雇主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监督的合伙制而非雇主---雇员合约被采用。这种组织很小,以防止偷懒。合伙制更可能存在于亲戚之间和保持长期关系的熟人之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效用函数,而且因为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对方的工作特征和偷懒的情况。
第六种是雇员联盟。雇员联盟对雇员来说是一个监督者。在雇员联盟中,雇主监督雇员,同样雇员也监督雇主。但雇主的一些行为更难计量,所以更可能导致雇主偷懒。雇主的收支同样很难监督,故雇员聘请一个专家型的监督者来监督雇主。
概言之,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看来,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这种生产的优势在于它能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不在于企业拥有更好的生产要素,而在于企业具有更多的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的信息。企业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充分利用这种信息把各种异质的生产要素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的生产。虽然在企业内部,每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很难准确度量,由此存在要素的偷懒可能,但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人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克服偷懒问题的办法。所以,相对而言,通过企业组织生产,在团队生产的情况下比市场组织生产更具效率。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关于企业内部偷懒、监督及监督人应具有剩余索取权的观点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源头。当然,他们反对科斯关于企业具有权威性的观不为其他经济学家所接受。


四、80年代以来的发展:企业是合约不完全的产物


80年代以来,企业理论逐渐进入高潮。在科斯、阿尔奇安、德姆塞茨等人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对企业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现代企业理论认为,现代化的生产要求人们分工从事专业化的工作。这种专业化必然使不同的人掌握不同的信息。由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故选择适当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机制,来协调人们的矛盾,提高经济效率,至关重要。但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人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合约来进行交易的,各种经济组织立足于这些合约,因此,分析经济组织的关键就是要分析各种各样的合约。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基础是多方的合约,分析企业也应从合约着手。现代企业理论就是立足于合约,对影响企业合约的各种交易成本,作了更深入的探讨。通过交易成本的细化,现代企业理论探讨了企业的本质和边界、企业的内部组织和资本结构,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等问题,从而使企业理论的大厦最终落成。
1。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分析
虽然交易成本是现代经济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但到现在为止,经济学家们对这一概念尚未完全取得一致意见。一般认为,当交易发生时,交易双方将面临几种类型的成本。交易进行以前发生的成本称为事前成本。比如,交易如果需要书面合约,就必须起草合约;交易如果是口头达成的,就需要对交易条件讨价还价。交易进行以后发生的成本称为事后成本,比如,交易双方为了执行原先达成的合约,或者向违约的一方索取赔偿,等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有时很小,但有时却可能高不可攀。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许多有利可图的交易或许不能发生。利用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安排、起草更简单的合约、或者交易各方保留一定权利等办法都可以用来降低这类交易成本。但这些办法本身都涉及到一定的成本。
从另一方面看,交易成本也可以在没有任何交易时发生,它是制度运作的成本。"在私人企业经济中,交易成本包括警察、律师、经纪人、银行家、职员、经理、企业家等的全部收入。同样明显的是,这样界定的交易成本即使在几乎没有或完没有交易的经济中也存在。例如,以极端的'共产主义国家'为例,如中国在'大跃进'年代,进行政治活动、搞串联、背诵口号的成本高得惊人。。。。严格地说,把这些成本贴上交易成本的标签并不十分合适。应该把它们称为制度成本,因为它们存在于生产和交换活动不按照瓦尔拉方式进行的任何社会。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存在交易(制度)成本。因此,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1 在这种观点看来,各种制度安排之所以设计出来,主要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交易成本的定义非常宽泛,因而交易成本的类型也就多种多样,由此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也就非常之多。但从大的方面来看,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人的因素,一类是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所谓人的因素就是指进行交易的个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大特征。有限理性说明个人在进行交易时,不能预见到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这就增加了起草合约的成本。这种事前成本可能非常之高,以致交易者不可能在合约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这种事前成本还可能增加事后成本,因为交易双方在出现偶然情况时可能需要进一步协商。为了解决这种问题,交易者在起草合约时就可能附上一些特别规定,而这些规定的存在又进步增加了实施成本。机会主义意味着交易者可能为了私利而投机取巧,这种投机取巧使交易对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为了避免这种损害,交易各方都会设计一些预防措施,这就使交易的成本增加。此外,交易者还可能隐藏一些交易对手不知道的私人信息,并利用这种私人信息谋利。在这种情况下,交易者发现搜集信息是有成本的。当这种成本足够高的时候,有些交易就可能受到阻碍。
所谓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主要是与交易对象的属性有关。根据威廉姆森的分析,资产的专用性、不确定的程度和交易的频率都是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他对企业存在及合并的分析就立足于资产的专用性,由于下面将作进一步分析,这里不作介绍。所谓不确定性既包括能够预见到的偶然性,也包括不能预见到的偶然性。前者虽然可以预见到,但作出这种预见是有成本的。后者则是根本不可预见到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交易者都要想办法减少或预防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这就使交易的成本降低。所谓交易的频率是指交易发生的频繁程度。如果交易双方经常交易某种物品,则双方更容易达成交易;如果交易双方不常交易或在很长时间内只作一次交易,则达成交易的成本更大。所以交易发生的频繁程度是影响交易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
80年代以来的企业理论就是立足于这些关于交易成本的思想展开的。
2.资产的专用性与财产控制权
1985年,威廉姆森出版<<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书,对影响企业存在及合并的因素作了分析。在他看来,如果交易的一方或双方在交易前需要作某种专项投资,那么,交易双方在事后就被拴在一起。所谓专项投资,是指该种投资一经投下,就不可再用于其他地方。如果合约是完全的,在产权明确的条件下,合约可以是最优的。但是,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比如,人们事前不能准确地预见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制定详细的合约费用太高;有些指标不能清楚描述,这些可能导致合约执行的困难或容易引起争议。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交易双方的利益冲突不可能在事前得到解决,有些事就只能在事后解决了。但在事后解决时,人们发现交易双方的情况出现了变化。比如,如果卖方作了大量的专项投资,这就使得买方在事后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如果卖方事先预见到这种情况会发生,那么,卖方就可能减少事先的投资,或者根本不投资。这就使交易受到阻碍。因此,威廉姆森认为,投资的减少是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造成的市场交易成本,为了减少这一成本,交易双方应该合并为一个企业。比如,一个企业生产汽车发动机,一个企业生产汽车。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将发动机卖给生产汽车的企业。在竞争条件下,这两个企业在投产之前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如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除了将发动机卖给生产汽车的企业以外,没有其他市场,则一旦生产发动机的企业投产,他的资产就具有了一种专用性。如果生产汽车的企业还有其他的发动机供应来源,则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严重依赖于生产汽车的企业。结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在交易中就处于不利地位。但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可能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事先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种预防措施就成为一种交易成本。假如这种交易成本足够大,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不会投资生产发动机。如此一来,在没有其他供货来源的情况下,汽车制造厂就只有自己生产发动机了。于是,两个企业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成为一个企业。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条件下上下游企业会一体化。
1986年,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 体化理论>>一文,发展了威廉姆森的上述思想,他们认为,市场交易可能带来成本,通过企业合并能够减少这种成本,但与此同时,企业合并也可能带来成本。他们从分析财产控制权入手,把财产控制权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两个方面。特定控制权是指合约中明确规定的那部分财产的控制权利,比如日常生产、销售、雇佣等权利。这些权利是通过合约明确授予经理的经营权。如果合约是完全的,特定控制权就包括了全部权利。如果合约是不完全的,则凡是合约中没有规定的权利就是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包括任命和解聘经理、决定经理的报酬、决定重大投资、企业并购等权利。这部分权利又可以定义为所有权。所有权决定了企业的合并和分离。如果两个企业的财产的剩余控制权由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则这两个企业就是分离的;如果这两个企业的财产的剩余控制权由同一个或同一些所有者所有,则这两个企业就合并到了一起。根据格罗斯曼和哈特的看法,一方面,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引起事前投资的扭曲,这是企业分离的成本。另一方面,若一个企业吞并了另一个企业,即一个企业的所有者对另一个企业的财产具有剩余控制权,则被吞并的企业的所有者就由所有者变成了部门经理,他的积极性就将下降。这是企业合并的成本。只有比较了这两种成本的大小,才能决定这两个企业是合还是分。这样,企业的并购问题就成了一个由所有权变更引起的成本和收益变化的比较问题。
3.讨价还价成本和影响成本
1987年,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出版<<讨价还价成本、影响成本和经济活动的组织>>一书,提出了另一种企业理论。他们认为,如果可以无成本地签定短期合约,那么,长期合约的不完全性就不应该成为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大可只签定短期合约。由此看来,市场的交易成本归根到底不是由合约的不完全性造成的,而是由签定短期合约的成本造成的。而短期合约的成本又主要是由于"市场失灵"所致。所谓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如果买卖双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出现多个可能的价格,那市场机制就无法选择最优的价格作为结果;第二,存在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第三,存在不完全信息,如个人的偏好不为别人所知,因此,双方都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价值判断。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构成讨价还价的成本。正是这种成本的存在,才导致了企业的存在。故企业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而产生的。但企业本身也有一种成本。根据他们的分析,企业可定义为一种商业组织,这种商业组织具有一个中心机构,这个中心机构在企业内具有任意的权力,且独立于其他的机构或组织。比如,企业的经理可以自由地决定解聘或雇佣一个工人。这种具有任意权力的中心机构的存在也至少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成本:第一是当人的权力变大时,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干涉那些不应干涉的事情。这种干涉会造成一些负作用。第二是中心机构的决策人员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们需要下级提供信息和建议,才能作出合理的决策,而下级为了自己的私利,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上传递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影响上级的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影响成本"。第三是腐败造成的成本。中心机构的决策人有了权力之后就容易腐败,这也是一种成本。在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看来,这三种成本中最重要的是影响成本。影响成本是具有任意权力的中心机构本身存在的成本。只有多个人具有同一个上级,那么这多个人就会把很多精力放在"影响"上级决策上,从而使上级决策扭曲。这种形式的竞争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4.声誉与企业
1984年,克拉普斯在<<公司文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声誉的观点。这种观点建立在不完全合约的基础上。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交易只进行一次的话,结果就很难达到高效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不可能相互信任,比如,如果买者先交钱,卖者就可能不交货;而如果卖者先交货,买者就可能不交钱。但如果交易是重复进行的话,上述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有人违约,将会影响到以后的交易。所以声誉对减少交易成本有很大的作用。推广到企业问题,可以认为企业的形成与"声誉"有关。克拉普斯认为,声誉的建立交不需要双方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只要一方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大家又可以观察它的商业行为,那么声誉就会发生作用。这时任何人都可以与"长寿"的一方签定合约,表示接受"长寿"一方的权威指令。这对双方的交易是有利的,而且另一方不必担心"长寿"一方会滥用权威,因为它会考虑到以后的声誉,这是一种无形资产。这"长寿"的一方就是企业。所以,企业的核心是声誉,这种声誉有于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
举例来说,哈佛大学可以看成是一个"长寿"的企业,教授与哈佛签定受聘合约,接受大学的权威;学生与大学签定就学合约,也接受大学的权威。由于哈佛大学要关心自己的声誉,故教授和学生通过与大学签约而相互交易,可以提高效率。假如教授和学生不通过大学而在市场上相互交易,其成本就可能非常高。
克拉普斯进步把声誉称为"公司文化"。任何一个企业都努力在社会上建立自己的文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那些对资产具有剩余控制权的实体,才有可能建立起声誉。不具备这种剩余控制权的组织为可能建立自己的声誉,因为外人不能这种组织能够自主决策。在合约不完全的条件下,声誉对具有剩余控制权的实体说是无形资产,可以大大降低由于市场投机行为而带来的交易成本。


简言之,20世纪80年代学者对影响企业存在的交易成本 作了更具体的分析,其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这三种观点的共同基础是:合约是不可能完全的,在不完全合约条件下,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方式影响到交易成本;企业不同于市场是因为权威的存在;在权威下,市场式的议价消失,代之以企业内的上下级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关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成本,而企业的作用正是使这些成本实现最小化。此外,80年代对于企业的内部组织,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及相应的治理结构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成果。